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能够让毛主席说“自己因为他陷入最黑暗的时刻”，也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气到拍案而起，他究竟是谁呢？
1955年的一天，刚刚开完常务会的周总理回到西花厅，他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文件，从邮票上看，这是来自一封香港的书信。
周总理看着封面赫然写着：“人亲启”，周总理打开后看到落款，不由心里一震“竟然是他”
托人来信的，正是当年叛逃的张国焘，张国焘的名字在如今看来，很多人都不熟悉，但是在革命初期，他可是我军，我党创始人之一，明明握的一手好牌，最后却沦落到病死他乡无人知的下场。
看着熟悉的笔迹，周总理感叹物是人非，不由得一阵唏嘘，那么张国焘对中央做出了什么样的申请？这还得从张国焘戏剧性的人生说起……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在两河口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参与会议的大多是以及一些中央红军的团级以上将领，而红四方面军则只有张国焘自己参会。
在此次会议上，周总理首先讲述了“红军继续北上，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”的策略。
而就在大会讨论时，张国焘主张西进战略，即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进军川藏边境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最后毛主席决定，单独带着1、3军团北上，但是北上的方针遭到张国焘的反对，他认为应该南下，所以张国焘早就给陈昌浩发了电报，让他带领队伍南下，并称要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”在随后的行军中，张国焘多次消极对待中央命令，甚至建立第二中央。
当张国焘得知毛主席已经率领红1、3军团北上之后，大骂陈昌浩无能，但他转念一想，也并不放在心上，他想：“他们不就那么几个人，几条枪吗？也许还没打到陕北，早就完了。”
看到自己的红四方面军完好无缺，倒还多了红一方面军的5,9军团，他十分兴奋，说道：“南下！南下！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，红军主力在这里，这里才是中央。”
9月中旬，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军，第三十军，共八万余人，分别从阿坝等地区沿大金川河上游南下，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悲惨道路。
不久，中央红军历经磨难，终于突破天险腊子口，翻越岷山，到达甘南平原，党中央一直期待张国焘能放下“南下”主张，跟上他们北上的步伐。
随后，党中央召开会议，毛主席作了报告，他说；“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，通过缴获一位少校及其运输队物品，从他的报纸上知道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情况，中央决定下一步到陕北落脚。”
9月15日，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劝阻，他扬言道：“目前的战略方针是要集中主力，大举向南进攻，消灭川军残部，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，首先要赤化四川，只有大举南进，消灭川敌南部，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。”
在张国焘看来，“目前北方天气寒冷，草地不易通过，敌人在我们的北面，已经集结相当兵力，这种情况下，北上是相当不利的，我们南下，敌人是川军残部，在南下地区内，人口稠密，好扩大红军，物产丰富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，这就是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。”
似乎有一定的道理，张国焘还断定，中央北上，不拖死也会被冻死，最后顶多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。
9月17日，张国焘一举南下，向四川进攻，还提出了“打到成都吃大米”的口号，一时间，这句口号成为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行动口号。
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为此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，因为分裂，红军的力量被分割而变得弱小，因为分裂，在红军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乱，迷茫，忧愁笼罩在左路官兵的心头，党中央认为张国焘实行的是“退却逃跑主义路线”，张国焘确指责中央北上是无休止的一种退却，是害怕敌人的一种逃跑。
10月5日，张国焘在四川理番成立了一个“新中央”。张国焘的新中央不仅有政府、军委，连团委都有，并且发布了对、周恩来等的“通缉令”
这时，已经是深秋季节，沉寂浩渺的大草原气候转冷，秋风萧瑟，寒气袭人，比第一次过草地情况更加恶劣，四万多衣衫单薄，粮食匮乏的右路军战士重过草地，他们身体疲惫，步履沉重。
有些战士问：“我们已经过了一次草地，为什么又要南下重新过草地？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？”
骑在马上，举目眺望，浩渺的草地在深秋的风中充满着杀气，红军第一次过草地留下的痕迹历历在目，那些用树枝搭建的栅子里堆着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官兵的尸体，横七竖八堆在里面，有的已经被狂风刮的不知去向。
见状，含泪说道：“古代那些远征将士们还可以马革裹尸还，而这些长征中的红军却只能横尸于此，如果说第一次过草地是被敌人逼到这里来的，而今红军又折回来重过草地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抬头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，真想大喊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为什么要闹内讧”
红四方面军南下时有8万多人，但一年的时间就伤亡过半，毛主席当时就预言说，南下是行不通的，他们迟早会北上。
还说：“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，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。”
果然，张国焘最后狼狈地回到了陕北，他的“第二中央”也被迫解散，面对张国焘对红军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1937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，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判。
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，张国焘本人，也在大会上泣不成声，表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。
按照大家的意见，应该免去张国焘的一切职务，但中央为了教育和改造他，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、代主席。
1938年，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，虽也在中央，但他的思想却早就开始和中央背离。
4月4日，正值清明节，此前国共两党已经商定，每年的这一天由双方代表一起到黄帝陵扫墓。
张国焘听说此事之后，立马去请求毛主席，让他也参加祭扫黄帝陵的活动，起初，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反对此事，但是张国焘三番五次去请求，毛主席无奈地说：“你一定要去就去吧，去了赶快回来。”
原本祭拜典礼进行的很顺利，但是在祭拜完毕后，张国焘将随从人员打发走，只留下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张海，他对张海说：“今天秘书和警卫班回延安去，你就不用去了，跟我一起去西安找林（伯渠）主席。”
当时的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，常驻西安，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，林伯渠在得知张国焘来到西安，要求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居住，他一口回绝。
4月7日，张国焘决定乘火车去武汉，临行前，张国焘给林伯渠打电话要求他来火车站，张海问道：“张主席，您不是说要找林主席吗？怎么一下子又要去武汉呢？”
张国焘听后，脸色铁青说道：“这件事你无需多问，我自有主张，你只管打电话问就是了”
林伯渠严肃说道：“你身为边区政府副主席，怎么不经过组织批准，擅自出走呢？”
“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，未经中央允许，私自带警卫员赴西安，又从西安乘火车到武。